伟大思想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要角

　　袁益

　　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精神导师的指引，精神导师的天纵高明之处就是对真理的洞明。通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文化代表人物，都有它的精神导师，譬如孔子之于传统文化，耶稣之于基督教文化，释迦牟尼之于佛教文化，穆罕默德之于伊斯兰文化，马恩列毛之于现代文化。思想巨人看问题的高度、广度、深度、精细度都大大超越常人，他们能够看透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基本关系，运用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复杂事物，人们依照思想巨人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付出的代价最小，行走的路径最短，花费的时间最少，巨人的思想就如巍峨矗立的灯塔，使人们提升视眼，开阔胸襟，释疑解惑，明晓道路，统一思想，获得依归。

　　我们所要开创的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即便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关联性、复杂性、艰深性、紧迫性，祖宗不足法，海外不足取，能否成功，首要取决于我们的思想理论创新，取决于我们对事物把握的完整性、深刻性和准确性。通观当代种种难题，我们不缺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不缺展现问题的知识材料，不缺解决一般性问题的将才，但缺少对全局性问题的洞见力，缺少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帅才，面对人类巨大而迫切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思想理论界呈现群龙无首、纷争无解的尴尬局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华民族必须实现民族思维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创新、伟大变革、伟大跨越，而能够引导我们实现此宏伟目标的，只能依靠伟大的思想家。思想理论的突破实质是人的突破，伟大思想家从来就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要角，历史大转折的当代迫切需要、强烈呼唤伟大的精神导师。

　　人类在对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时代需要伟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伟人。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互不相通的东西方文明同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大转折，伟大人物群星璀璨、震烁古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样产生了许多思想科学文化伟人，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极大的得益于一批以孙中山、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人物。伟人总是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能够产生伟大人物，特别是伟大的思想家。遵循一般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复兴；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和谐与永生。

　　然而，有一个问题务必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和重视：当伟大思想家出现时，我们准备好了吗？人类思想认识总是具有一定惯性，历史上诸多伟大思想，在开创初期往往被当作是奇谈怪论甚至是异端邪说，人类每一次实现思想伟大跨越，莫不要经历巨大磨难、艰辛斗争，历史反复表明，真理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往往是因为各种谬误无法前行。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存在伟大的思想能否面世、传播、尊奉、弘扬的问题。意识形态创新的本质特征是突破与超越，伟大的思想既遵循常识，又必然超越常识，而被“常识”武装惯了的人们，能够理解、宽容常识的超越吗？迫切需要真理的人们是否具有辨别真理的自觉、视野、胸怀、智慧和逻辑呢？是否存在化解亘古未有之困局的亘古未有之伟大篇章不能被发表传播的莫大的民族悲哀？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需要伟大的读者。“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能不能产生伟大思想是思想家的事，而伟大思想能不能被理解、发表、传播那是思想理论界的事，能不能被采用、尊奉、施行那是政治家的事。“遇到对的人，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思想理论界务必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务必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号召，尽快建立发现伟大思想家的氛围、渠道和机制，务必给追求真理、“仰望星空”的人以足够的空间和舞台，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敞开思想理论突破的大门，才给解决问题留下希望。

　　客观地分析当今国情、世情，党和国家有深化改革的坚定意志和浩大力量，人民群众有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强烈呼声，中华文化有化解危机的内在秉性和历史经验，世界范围内也有对中国模式的期待，政治稳定，经济雄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精神文化、政治体制、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和谐等和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如果能有伟大思想家洞悉寰宇、框定天下、指引未来，创建通贯一切的哲学，和人民一起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终极设计”的深化改革总体方案，则中国就能较快地走出困惑困顿困囧的局面，压力变为动力，危机化为生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洪流就能够突破天堑雄关，必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地奔向人类科学发展的光明未来。

　　（来源：《国家文化月刊》2013年4月号，第12-14页。原文节选自袁益《文化复兴：现代世界观条件下的道统回归》）